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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茱萸博客：春服既成，浴乎? &#187; 浪漫主义</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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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炒冷饭：百样飘零只助才？</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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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Wed, 10 Sep 2008 05:26:07 +0000</pubDate>
		<dc:creator>茱萸</dc:creator>
				<category><![CDATA[b.服紫尘谭[随笔]]]></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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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egory><![CDATA[黄仲则]]></category>
		<category><![CDATA[浪漫主义]]></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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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CDATA[黄仲则：百样飘零只助才？
（多日不更新，终觉无趣，聊以旧文充数。恶习恶习。改日再上新炙。二三子其以教我乎？）
     唐诸诗人中，除“光焰万丈长”的李杜文章外，我偏爱昌谷诗。现在手边有的《李贺诗集》是1959年一版、1980年二刷的叶葱奇先生注疏本，忘记自己是怎么弄来的，似乎是馆藏书，因旧而外流出来。纸张泛黄，散发着我非常爱闻的樟脑的香味。
     贺一生蹭蹬，虽有诗歌上春风得意的少年时光（《高轩过》：马蹄隐耳声隆隆，入门下马气如虹。云是东京才子，文章巨公。），却终是含恨归黄土，但他留下的句子却散发着令人沉溺的气息，瑰丽到极致，也诡异到极致。朱大可曾在《缅怀浪漫主义》一文中将浪漫主义的桂冠戴到李贺而非李白头上，现在想来也许正有其寄托。
     今早读黄仲则《两当轩集》至卷四《赠万黍维即送归阳羡》处，睹“半生蹭蹬因能达，百样飘零只助才”句，想起前段时间刚写完的过万字的随笔《文坛百慕大》，少不得又要再添几句老生常谈了。黄景仁名其轩为“两当”，乃取自刘知几《史通》“编字不只，捶句皆双，一言足为二言，三句分为四句。如售铁钱，以两当一”之句，既言锤炼词句处处在意之苦辛，又兼有自嘲之意。两当轩室在今江苏常州市，不知现仍存否？就算仍存，怕也是故居破败萧条甚、堪比诗人在世时吧。在古代中国，文章的事常被认为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世”（曹丕《典论·论文》），而于写作上则历来有这样的辨证，即所谓“穷而后工”、“国家不幸诗家幸”云云，似乎诗文上的成就很大程度上来自于生命本身的流离失所、支离破碎、生离死别或者时代动荡和个人悲苦，个人命运和文学成就上的这种悖反历来是中国文人们悼亡或自伤的主题，如白居易之谓李杜“翰林江左日，员外剑南时”和黄仲则于此所谓的“半生蹭蹬因能达，百样飘零只助才”等等此类。在我看来，个人身世之苦辛或时代变乱等因素确实成全了这些诗的赤子，但并不是谁都真的希望拿自己的此世的幸福和安定来换取这些寂寞身后事、千秋万岁名的，更多的类似于“百样飘零只助才”式的句子，与其说是自我期许，不如说是自我安慰。
     黄仲则诗名早著，却在应童子试取得第一名之后屡试不第，他的命运也因此如飘蓬般一无所寄。言其诗名早著，一有当时名流王昶的《湖海诗传小序》里“仲则风神玉立，世比叔宝，年未弱冠，所撰小赋新词，已有烟月扬州之誉”的叙述，二有太白楼诗会时二十四岁的他写下的句子作证：“高会题诗最上头，姓名未死重山丘，请将诗卷掷江水，定不与江东向流”，当时赴会之八府士子见此，纷纷搁笔传抄，蔚为一时佳话。他一生不得志，却与当时名流士子如袁枚、蒋士铨、翁方纲、洪亮吉等交厚。按照今天的市侩哲学来说，他完全可以依靠他的这些朋友们的帮助起码地解决生活基本问题，可是这样的诗人天生似乎就不会利用这层关系，依旧过着“全家都在风声里，九月衣裳未剪裁”（《都门秋思》）式的生活。中国的文人们似乎历来就倔，就面皮薄，他们宁愿饿着肚子把心思放在苦吟上，并写下一些诸如“百样飘零只助才”之类的句子以自我鼓励或自我安慰。当然，他们有他们的文化使命感，有他们自我的坚持，我们无法用后来者的世俗的眼光去打量这些精神动物。只是时至今日，我们在这件事上要面临来自两个方面的质疑。
     一是来自传统的悖反。历史的诡异之处在于，它让你永远也无法十分地确定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时间是幕后的操盘手，而人仅仅是沙尘。除了所谓的“飘零助才”、“穷而后工”，我们的祖先还有“千古文章未尽才”（夏完淳哭其内兄钱漱广句）式的评价。坎坷、困顿、早夭等等因素激发了不少诗人哀伤的呼号，他们似乎从另一种意义上获得了历史的补偿，但更有人觉得，天假以年或者生活安定，他们的诗技也许会越老越纯，流传下来的作品也会更多。更有前人经验称，“平静而沉闷的生活，艺术趣味加上一点小小的野心，这是造就一名艺术家最好的外部条件”（转引自柯平《日常生活的风暴眼》），而坎坷流离，无疑除了带给生命本身更多的曲折外，它似乎对诗人们本身太残酷了。不过又有人说了，假使天假以年，他们的成就依然如故，那岂不更可惜？是啊，“假使”，我们的谈论的基础，都是虚空，都是捕风。
     二是，艺术上的穷通法则之于浑身布满现代性的今天而言，意味着什么？美国学者马歇尔·伯曼的一部论述现代化体验的书《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的书名是来自于这样一段话：“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冷静地直面他们生活的真实状况和他们相互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我们生活中的神圣被消解，艺术家们、诗人们能做什么呢？我们的生活太破碎了，这是“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失去了我们的祖先赖以支撑自我的那些东西：田园、精神偶像、道义、先圣理想以及对永恒的期许，而这个时代的贫穷和困顿容易使我们焦躁不安，“百样飘零”只是精神重负，它丝毫不能像给我们的先辈提供精神支柱一样给我们提供信心——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诗人何为？
　　
                                    2008-04-29 于午后的阳光中，我们默念那些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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