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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茱萸博客：春服既成，浴乎? &#187; 唇齿舌</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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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唇齿舌：欲望叙事和词语战争</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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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Tue, 18 Nov 2008 08:40:34 +0000</pubDate>
		<dc:creator>茱萸</dc:creator>
				<category><![CDATA[b.服紫尘谭[随笔]]]></category>
		<category><![CDATA[唇齿舌]]></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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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egory><![CDATA[文化肉身]]></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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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CDATA[瓠犀难拟，众口铄金
唇齿舌：欲望叙事和词语战争

（身体的诗学”系列之三）

文/茱萸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他研究人类性欲本质及其发展过程的著作《性学三论》中曾提出过“口唇期”（oral stage）这个概念。所谓“口唇期”，是指0-1岁的婴儿主要通过口唇的吮吸、咀嚼和吞咽等活动来满足欲望的性心理发展阶段。作为性心理发展五阶段中的第一阶段，它往往对人一生所谓心理发展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这一阶段的顺利与否直接影响到今后的人格发展，贪吃、过于依赖、自恋、多疑悲观等性格便是这个阶段不顺利所导致的负面性格，它们被称为“口唇性格”。
　　口唇作为最早的欲望器官，婴儿通过它获得几乎所有的快感，并会在将来的成长过程中时不时返回或有人停滞在这样的阶段：成年的他/她们通过抽烟/零食等方式来不断满足对口腔粘膜的刺激需要，并借以回忆和寻求童年时代的欲望满足。
　　与口唇的赤裸裸的肉欲色彩不同，布满味蕾的舌头在搁置其饕餮属性之后，则被称为是“浪漫主义的器具”（南希•蔷、蒋蓝《身体传奇》）。作为含蓄情欲的载体，它频繁地亮相于诗人们的笔下，如波兰人赫伯特就曾有一首题为“舌头”的作品：
　　“一不小心，我越过她的牙齿，把她那机灵的舌头吞了下去。它现在长在我身体内，像一条日本金鱼。它拂擦我的心脏和膈，像拂擦鱼缸的壁，它把淤泥从底部搅起。
　　那个被我夺去了嗓子的她，睁大眼睛瞪着我盼我说话。
　　然而我不知道该用哪一只舌头对她说——是偷来的那只，还是早已长在我口腔，过份良好的那只？”（齐别根纽•赫伯特《舌头》，达文 译）
　　“像一条日本金鱼”的“她”的舌头在“我”的身体内生长，“她”肉身的一部分已经融入“我”的躯体，并承担着挑起欲望的功能。“我”在犹豫于用谁的肉体言说之时，那一瞬间的迷惘（或故作迷惘？）则全部投注到了对介于灵-肉之间的两只舌头的选择之中，而这两只现在在一起的舌头却曾分别属于两具不同的肉体。
　　在古代的中国诗人笔下，舌头却没有这种二元属性，它们仅仅以制造声音的工具而著称，并被贴上美丽与风流的标签：“晓燕喧喉里，春莺啭舌边。若逢汉武帝，还是李延年。”（唐•梁锽《戏赠歌者》，据自《全唐诗•卷202》）天宝年间的小官执戟郎梁锽竟也能写如许美妙旖旎的诗，而他对歌者的最高赞美却是对舌头和歌喉的诗性隐喻。因了具有这样神奇的器官，诗人告诉歌者：你若是生在汉武帝朝，则又是另一个李延年了。
　　肉身的有限性注定了依附于其上的各类器官都无法摆脱衰老的命运。嘴唇终会失去红润和光泽，牙齿终会动摇、脱落，最终就连舌头这个最柔韧却也最顽强的器官也将和它所附着的肉体归于尘土。但是文学作品、尤其是艳情诗中作为意象的唇、齿和舌头却储存了它们美的巅峰时代那些有关情色、颓废和感伤的记忆，并最终成为欲望叙事和肉身欢愉的典型标签。
　　除了古典小说中诸如“唇若涂朱”等千篇一律的常规化描写外，男性的唇几乎被大家忽略了（包括这种常规化描写，亦是特指年轻的、偏女性化的俊俏男子），无数的目光聚焦之红唇，黑暗中的光、跳动的火焰、最具媚惑性的器官便是女性之唇；白居易那句“樱桃樊素口”（据自唐代孟棨《本事诗•事感》）则无疑是对这种嘴唇最经典却也最简洁的描述，虽然白乐天注视的目光带着赤裸裸的欲望，但并不妨碍这个精巧的比喻与“杨柳小蛮腰”一起，成为后世对女性进行审美的经典标杆。南朝何思澄的《南苑逢美人》给出的却是另外一个新鲜的标本，他遇见的美人同样拥有艳丽的双唇：“媚眼随羞合，丹唇逐笑分，风卷蒲萄带，日照石榴裙”，这些句子和它所指称的绝世容颜明艳得足够让你不知身在何方。就连那个香艳无比的“点绛唇”词牌名，亦是脱胎于南朝那位“老来才尽”的诗人“白雪凝琼貌，明珠点绛唇，行人咸息驾，争拟洛川神”（江淹《咏美人春游》）这样的描绘性诗句。就好比日本浮世绘作品中展示的古老习俗那样，艺伎把自己的唇红印到纸笺上送给意中人（此说法据自孟晖《花间十六声》），古老的华夏大地上那些顾盼生辉的美人形象以及她们的明艳红唇，也深深地印在了无数文人的诗篇内部。它意味着激情和挑逗，并带有某种程度的圣洁的色情。如果说牙齿和舌头所对应的是饕餮人类的食欲，那么唇则更多得意味着情欲和缠绵。
　　在数量方面，对牙齿的描写与对嘴唇形象的记载相比亦不遑多让。早在景差的《大招》（另有说为屈原的作品）里就存在有关牙齿的如此描摹：“靥辅奇牙，宜笑嘕只”、“朱唇皓齿，嫭以姱只”（《楚辞•大招》），而《诗经》中的“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卫风•硕人》）则无疑是关于美人之齿更为著名的比喻和咏叹。这些诗中的唇齿接近它们自身的天然形态，它们的美丽也正是因为这种本真而得以长留。而从这些句子中我们可以看出，作为物理意义上的高度钙化组织和生理上的咀嚼器官，牙齿的坚硬程度才是要紧的，但从审美角度来说，牙齿的视觉效果（颜色、形状和排列）则更为重要，更何况，牙齿还部分承担了保持面部外形的功能。
　　在清初词人朱彝尊的《江湖载酒集》中，我们能读到十二首描写人身体的各个部分的《沁园春》词，其中有一首就是写牙齿的。在这样一首词里，他不仅向我们描绘了宛如艺术品般的美齿，还透露了牙齿的另外一重尴尬的身份：
　　“文贝编成，密锁华池，悬浆易霑。爱兰汤乍嗽，含朱愈莹。瓠犀难拟，排玉还铦。刺绣花匀，缝衣结扣，持截余丝不用添。芳津咽，对青梅一点，软却慵拈。
　　早鸦啼遍前檐，悄叩罢潜将心事占。见轻尘动处，歌时定启；愁眉展后，龋惯休嫌。
忍病先寒，因娇或噤，伫想频衔素指纤。相思字，漫沉吟啮笔，退了毫尖。”
　　美丽的牙齿宛如小小的贝壳，它们作为某种独特的艺术品被编织了起来（“文贝编成”），洁白整齐得连瓠（某种葫芦）中的子都比不上，比玉石还锋利（“瓠犀难拟，排玉还铦”。前文提及的诗经中的句子，恰是用“瓠犀”来比拟牙齿的洁白整齐）。但接下来，朱竹垞却不经意地提到了牙齿的某种病变/变异形态：“见轻尘动处，歌时定启；愁眉展后，龋惯休嫌。”所谓龋齿，其实是牙齿硬组织逐渐被破坏的一种牙科疾病；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则是指牙齿外露，如吴伟业《石榴》诗云“绿帐垂罗袖，红房出粉腮。江南逢巧笑，龋齿向人开”（见《吴梅村全集•卷十二•诗后集四》），则是将石榴所结饱满之子比为外露的牙齿了。
　　
　　接下来我们要回到对舌头的谈论中。舌头是人体的味觉感受器官，同时也是进食和语言的辅助器官、人类全身上下最强韧有力的肌肉。这几项功能注定了舌头的奇妙和不可思议。就作为味觉器官的舌头而言，它倚靠附于其上的味蕾来分辨“酸甜苦辣咸”五味，而这五种味道恰恰被抽象和转化为人生悲欢的味觉式表达，乃至与此相涉的饮食文化也成为了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饕餮的中国人对此应该有更深的体会，甚至于在二十世纪的开端，孙中山曾在比较了中西饮食区别与联系后，这样将与舌头相关的烹调之术和一国文明联系起来：
　　“是烹调之术，本于文明而生，非深孕乎文明之种族，则辨味不精，辨味不精则烹调之术不妙。中国烹调之术之妙，亦足表文明进化之深也。昔者中西未通市以前，西人只知烹调一道，法国为世界之冠；及一尝中国之味，莫不以中国为冠亦。”（孙中山《建国方略•第一章•以饮食为证》）
在孙中山看来，舌头的功能发挥得如何在某种程度上是识别“舌头”所在地区文明程度的标志之一，所谓“非深孕乎文明之种族，则辨味不精”大抵是此番结论的具体说法。孙氏之“建国方略”开宗明义，即以谈论饮食文化起，亦可见舌头的味觉功能性之于一国文化之意义于某侧面。如果说孙文试图从舌头中提取出政治蓝图的细部风景，那么远在清代的随园主人袁枚却从更为生活化的角度描摹了他的舌头情结。文字清爽可读的《随园食单》与其说是学者袁枚在烹饪学方面的著作，还不如说是饕餮者袁枚对饮食这项“人之大欲”的顶礼与赞颂。它通过令人叹为观止的菜肴罗列组合和对烹饪细节的详细叙述，解放了被制度（同时包括外部的和内部的制度）禁锢了的舌头，并让它呈现出异样的光彩。饕餮之徒的原始欲望的正当性，足以对抗任何藉口的压抑与规制，一如唇齿之美能够穿透时间之限，还原远古的情欲与哀愁。
　　舌头依靠自身所具有的味蕾的味觉传递功能完成了作为欲望器官的自我塑造。而在另一端，它却散发者更另人不可思议的神性光芒。希伯来传说中有种用粘土、石头或青铜制成的没有思考能力的“人偶”（Golem），他们在被注入魔力前通常没有生命，据说最著名的石人“人偶”是由布拉格犹太学者洛伊乌为保护犹太人不受迫害而铸造的。这个奇怪的物种在被铸造成形后，它的制造者需要每天在它的舌头上放置一小块药片并在额头上写上“Ameth”（“真相”）这个单词，才能使石人如人类那般行动自如，而销毁它也同样需要通过舌头，将其上的药片取出，然后擦去那个单词的首字母。多么奇妙的传说，人类在他们制造出来的没有生命的石人那里也安放了灵长类动物本来该用于言说的舌头，并通过对舌头的某种处理（放置药片于其上）取得了对这种奇怪物种的控制权。舌头仿佛这重重机关的钥匙。虽然在这个传说中，这项器官的所有者是“拟制的人”（人偶），但这并不排除舌头成为标示其局部人类性（除了没有独立思考能力，它们具有其它的人类的特质）的标志的可能。关于舌头的人-神双重特性，古代中国的典籍《淮南子》中曾记载，老子见商容问道，商容吐舌示之，牙已不存而舌仍在，老子便“见舌而知守柔”。关于这点，《道德经》中虽没有直接提到舌头，却将舌头所承载的“守柔”含义通过箴言的方式宣示了出来：“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强大处下，柔弱处上”，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不正是舌头所具有的特质么？　　
　　唇、牙齿和舌头，因它们之间具有的复杂关系和象征意味而引申出的无数成语和典故至今仍是我们谈论文化的起点之一。“唇枪舌剑”即意味着唇舌以作为言论武器的身份在冷兵器时代开始登场，这两项柔弱的器官从此染上了肃杀的气息；“唇亡齿寒”却在述说着古老的辩证法，隔着蒙蒙的烟尘它仍然在左右着无数事件的走向；“舌端月旦”在赋予舌头强大褒贬功能的同时，也验证了柔弱力量的可怕，而更能体现此点的无疑是“三寸不烂之舌”，这个伟大的命名。“三寸不烂之舌，强于百万之师”（《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揭示出舌头作为言说器官的神圣和无可匹敌性，它仿佛越过了牙齿和嘴唇的遮盖，在它们的开阖之间迈开了不乏霸气却也保持优雅的舞步。因此，辩士们的舌头成为了令人无比畏惧的事物，关于这点，早在西汉韩婴写的《韩诗外传》中就透露出端倪。他劝告“君子”们必须畏惧三样事物，要“避文士之笔端，避武士之锋端，避辩士之舌端”。
　　不过，在《庄子•盗跖》里，我们看到的却是对舌头的这种属性的另外一重描述：“不耕而食，不织而衣，摇唇鼓舌，擅生是非”；“摇唇鼓舌”和“巧舌如簧”这个说法一样，昭示着嘴唇和舌头的不安分性，它们宛如被压抑住的精灵，无时无刻不在挣扎、扭动，并试图释放出自己那被禁制住的魔力。而这种可怕的魔力，早在《诗经》时代就被认为是不祥的征兆，所谓“妇有长舌，唯厉之阶”（《诗经•大雅•瞻昂》），虽然带有对女性的那种原始的极端偏见，却在某种程度上已然将舌头视为祸乱的根源。后世对“妇有长舌”的“拨乱反正”显然更有意思，不过这回的模特却成了秦桧夫妇：“唉！仆本丧心，有贤妻何至若是；啐！妇虽长舌，非老贼不到今朝。”这副情景剧式的对联精彩至极，通过反讽，在跌宕起伏间给我们这个民族的阴谋文化一次虚假性高潮。
　　今人有词咏舌头，谓之“身处华容道，常受齿之冤”（《长春词.水调歌头•舌》），可谓形象。撇开舌头在口腔中的尴尬位置不谈，舌头与喉的模糊关系却必须厘清。在言说和歌唱之时，其实舌头是没有完全敞开的，作为“温室中的语言之花”，它只是作为整副发声器官的附属而存在。在音韵学虽上也有舌音和喉音的分法，不过真正的声音的发出则需取决于舌与喉的配合，遗憾的是，喉这个实质性的发声器官却往往在美学上被忽视。大家在欣赏完美妙的歌声后，更多记住的，却是那条灵巧、潮湿且不乏魅惑气息的舌头，它的柔软和温度足以覆盖住口腔深处那个晦暗的部位。     

　　但吊诡的是，在面对审美之光的照耀之时，舌之于唇齿却恰如喉之于舌头处于不被光芒覆盖的位置。在这点上，此时的舌头与喉的命运相差无几。作为广义上的性器官的嘴唇被广泛用于浓墨重彩的叙述，当然，还有接吻，在神性的舌头面前，它已是情欲之花、俗世之花，开在艳阳下。你很难相信是由这样的尤物联系着口腔和外部世界，并在开阖之间吐纳出有关存在之思的秘密言辞。而牙齿同样面临着这样的困境，一方面它撕碎食物，树立起饕餮的旗帜，另一方面却保持着自身的洁白和坚硬，并记录着时间的流逝：“齿序”、“年齿”、“齿龄”这些词语，以及纳兰性德那句 “马齿加长矣，枉碌碌乾坤，问汝何事”（《瑞鹤仙•丙辰生日自寿，起用弹语句，并呈见阳》）的喟然长叹，都表明牙齿的这另外一重功能。而身处其间的舌头仿佛不理会这些，这件柔软的物事横贯在人类言说的关卡间，只见纳博科夫驱使着它的尖端，“由上颚向下移动三次，到第三次再轻轻贴在牙齿上”（见《洛丽塔》开篇），并叫出那个令人销魂的名字。　　　　　　　　　　　　
　　　　　　　　　　
　　　　　　　　2008-11-16午后，冬日暖阳，日夕千绕池边树，忆把枯条撼雪时。     

 


（*注：本文的部分资料曾参考过张晓梅《中国美》、蒋蓝《身体传奇》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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