帘箔：幽会的缠绵与阻隔

文/茱萸
香风细细出重墙，不见繁枝已断肠。知有何人卷帘箔，卧看零落满斜阳。
                                                    ——贺铸《过曹氏园马上作》

      现代人居住形态的改变，造成了帘箔在功能上的大幅度衰落，但作为一种古老的空间语汇，它至今仍在建筑领域被广泛运用。在建筑面目森严的语法里，帘箔充当了一个类似于补语的角色——它并非不可或缺，却能让整个句子更为完满和通透。
      作为门墙形态的某种变体，帘箔本身无法成为独立的空间，但它却通过成为空间的中介物而获得了足以变通的机会。无论是光影还是声乐，都能透过它的隔断与摇曳而具有不规则的魅惑。甚至在专制中国的帝王们的冠冕上，我们还能看到帘的变体：旒。权力的等级制度要求所有臣民的目光须被这重珠帘所隔断，以避免他们能够直视到君主的面目，这面目或许远不如他们想象中的那般威严。
      冕是帘的变体，而帘本身也有它的形态根基。我们可以将帘箔视为一扇虚拟的门，或者一片游动的窗。作为门、墙、窗纸或玻璃等物某种程度上的替代品，帘箔的存在造成了室内空间上轻盈透气的软隔断，并在若隐若现似有似无间向你泄露内室的秘密。正是帘箔的存在，使内室具有某种空间上的暧昧色彩成为了可能。
      通过门或窗上的帘箔，以密闭空间形式存在的内室以半透明的方式连通了如厅堂、玄关或户外之类的公共区域，但又在一定程度上葆有了其自身的私密性。帘箔的设计者们似乎深谙人性的幽微处：不管是目光还是脚步，都企盼着心理和物理上的缓冲，它们都不希望毫无悬念地介入陌生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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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服紫尘谭[随笔] by 茱萸

应阿角之邀为其即将出版的诗集《皮影戏》而作
《皮影戏》的触角

      对皮影戏艺人们幕后动作的窥探，无疑构成了针对前台表演效果的一种“祛魅”：影绰感和舞台效果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 “牛皮的杰作”式的模糊指认，以及“好戏全在后台”这样的揭露艺术运行机制般的欣喜。阿角选取这首看上去平淡无奇的作品《皮影戏》的标题作为他整部新诗集的名字，在我看来，恰好构成了某种微妙的对应，即，语词滑过意义的表面，掀起了所指之于能指的暴动：这仍然是“好戏全在后台”的另外一重镜像，或回音。
      譬如这首《螺丝钉》，“它的隐喻/已构不成秘密”，但作为集体主义神话的一个坚韧组成部分，针对它的“去秘密化”的工作依然未竟。操持词语的人们之尴尬在于，面对装载着这颗颗螺丝钉的庞大物体，我们切实的言说何以有奏效的可能？它已然不是血肉之躯，而仅仅是一架自我闭合的机器，跟机器如何讲理，跟螺丝、齿轮、传送带和电路板如何讲理？故而诗人阿角悬置起批判主义的手雷，转而戴上仿现实主义的面具，试图效仿一个笨拙的底层叙事者，来传达我们这个时代折射自物质的隐秘的精神图景。
      他还多次提到“腐烂”。温情如“一入秋，腐烂的速度就慢下来了”，坚韧如“头发，是人死后/跟骨头一样最难腐烂的部分”，乃至平淡而暗含剧烈如“毫无声息的腐蚀和铮鸣”和“即使冰冻三尺/腐烂的速度也没能慢下来”，统统成为其个人史叙事笼罩之下的时代病症的隐喻。灵与肉，人与兽，腐蚀与润泽，欲望与节制，现代与前现代，在阿角诗歌的触角下统统以一种无比严肃却暗含戏谑的方式出现，一如他开的那个认真的玩笑：“江湖无处不青楼”：现实的酷烈代之以轻盈的欢乐，江湖的缈远又是否足够容纳一个诗人的入世与逃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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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成于机杼[评论] by 茱萸

传统之柔：水流的诗学
——小议梦亦非《咏怀诗》，兼论汉语诗歌的可能性
茱萸
水流比大理石更经久长存。
——罗兰·巴特
 
      如果谈论，必有所依凭；如果阅读，则必有所待。评论者隐居幕后之时，咏叹者则“读陶渊明、阮籍/远游/与客煎茶/肉身轻盈而透明”。这几行诗，是从由六十首短诗构成的《咏怀诗》系列中抽出的句子。这组《咏怀诗》，庞大而不具有压迫气息，称得上是诗人梦亦非企图回到逝去的时光的一份证词，同时也是向魏晋时代的致敬之作。这里说它“不具有压迫气息”，是因为整件作品通透、冲淡、疏朗而有味，而说它是“致敬之作”，则因为诗中对肉体、时光和空间等诸多命题的诗性烛照，使得“咏怀”成为了继阮籍之后再度被阐发的一个可能的表达向度。
      当然，两种“咏怀”的面目各异，一个是“伤心人别有怀抱”，另一个则在收拾自己数十年的时光和生命体验以作审视，但无论是“湛湛长江水，上有枫树林”（阮籍《五言咏怀》其十一）还是“不曾停留，水份渗透树木/河流穿过大地”（梦亦非《咏怀诗》其四十九），都有一注隐藏的水流贯通其中，正是这股水脉，让我借此兼来谈论“汉语诗歌的可能性”这样的宏大话题有了一个不稳固但足以起跑的支点。于是，在再次回到对《咏怀诗》的谈论之前，我们必须先回溯到那条河、那支水脉的某些分岔的源头。
 新诗的“弑父”情结和“失父”焦虑
   自胡适在异国的哥伦比亚大学写下传说中第一首白话诗的第一行“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起，中国诗人们在新诗近百年时间隧道的摸索中似乎无时无刻不在承担着某种精神方面的时序错乱和资源变乱。一方面，他们经历了古典语境消失的整个过程，并站在残留的话语废墟和各种变局堆叠起的屏障之后，操持着改造过并还在被改造着的汉语，横向移植了他者的文明，借来了一个精神上的父亲。为了表现对这个“父亲”的亲近与好感，或者干脆就是为了在他那里获得精神遗产，诗人们对汉语文学既有的传统表示了前所未有的决裂，从此将自己置身于一个看似单纯、实际上依然混杂的时空之内。另一方面，在经历了场场声势浩大的“弑父”狂欢后，由此而来的满足感和成就感并未一直延续下去。“原父”消失了，现有的“借来的父亲”又似乎并不那么富有得能给他们提供足够的精神遗产，于是随之而来的空茫无依感促使诗人们再次踏上“寻父”的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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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成于机杼[评论] by 茱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