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宵人语之二：读书种子
◇茱萸
       无意功名的吴敬梓在家道败落中写《儒林外史》，将末世里文人们的种种变态和扭曲揭痂以示，他以极端痛楚的书写方式成就了对自我的完善。但此书甫出却知者寥寥，惟比他小十七岁的安徽歙县人程晋芳后来在《怀人诗》中如此纪念：“外史纪儒林，刻画何工妍，吾为斯人悲，竟以稗说传”（见程氏《勉行堂诗集》），但为“以稗说传”而悲，却表明当时的文体等级观念何等顽固。及至清末，龚自珍说“莫从文体论高卑，生就灯前儿女诗”，可见诗这种极尊的文体内部也分格调等级的，更遑论以说部比附史部了。
        吴敬梓的末世之痛和程晋芳的文体之悲固然不属同一层次，吴的痛更深彻更热切，但吴对有明一代儒林中人的惋惜与程对吴本人的惋惜却同样基于文人间的惺惺之意，更确实地说，那是种“物伤其类”式的隐忧。关于这点，在《儒林外史》的第一回，吴敬梓便借王冕之口道出“一代文人有厄”的秘密：明初礼部议定的八股取士之法消磨尽了多少读书种子，而文人们的精神危机却前所未有地深重，这用吴氏书里的话来说，叫“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这里所谓的“文行出处”，指文人的学问、品行和对待出仕隐退的态度，因有了八股取士这样的荣身之途，读书种子的候选者们，也有可能蜕变而不能发芽，文化之仓亦将面临颗粒无收的窘境。
       黄庭坚《戒读书》一文中曾教导士大夫家“不可令读书种子断绝”，这种对读书种子的呵护大抵源自家族或身份的自豪自重，却也兼有文化上的拳拳之情。而在儒家那里，《大学》要求儒生们要“修齐治平”，韩愈极言“传道”、“圣圣相传”，张载力倡“为往圣继绝学”，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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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宵人语之一：青丘遗恨
◇茱萸
     清人永新龙筠圃先生撰《明会要》，该书“卷十一”中记载了明帝国肇造之初洪武朝祭祀历代帝王的一些情况：洪武六年（公元一三七三年）明廷议定在南京修建历代帝王庙，春秋致祭，入祀者为三皇五帝、三王及唐宗宋祖等大一统王朝创业之君，元世祖忽必烈亦赫然在列，更有元臣穆呼哩等数人从祀，而到嘉靖朝，忽必烈君臣却被“请”出了历代帝王庙。
     嘉靖这种“驱逐”忽必烈君臣的行为似乎颇有民族骨气，但我更愿意相信这是一场误会。因为从本质上来说，明继承的是元的政治衣钵、地理版图和帝国意识，也许这种继承是局部的，但它的正统性追寻只能上溯到元，而非跳过这个汉文化圈里的异族政权去直承南宋：这应该就是为什么在反对蒙元这个异族王朝的基础上建立的明帝国却不拒绝祭祀“大元”的开创者忽必烈的原因。明朝的君主们通过“祭祀”这样的“政府行为”标榜着自家打下的天下和历代王朝一脉相承的关系，也正是在这个谱系里才有所谓“中国”——这不是指古老的“中原”或与“蛮夷”对举的“华夏”，这个“中国”里没有华夷之分，它使“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式的异族归化变成了整个帝国传统的一部分。正是这种内在的“一脉相承”性，才使新的统治者对前异族王朝的开创人也即他们间接的政治对手葆有相当的、别有用心的宽容和敬意。
     但是，对于曾在这两个帝国的间隙中存活过的政权而言，它们就远没那么“幸运”，和朱元璋同为元末义军势力之一的张士诚便是一例。在争夺帝国统治权的战争中，张士诚永远丧失了执掌天下的机会，他在吴地的宫殿也成陈迹。然而，正是这陈迹牵扯出另一番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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