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口说话与闭口不谈
文/茱萸
       最近在读两部“小书”，一部是研究古代世界文明与思想发展的英国人J.B.伯里写的《思想自由史》，另一部则是黄裳的那本著名的《笔祸史谈丛》。“小书”之谓，指的是篇幅而非内容，事实上这两本书谈论的话题都称得上殊为宏大，它们讨论的都是言说、思想和写作的自由。当然，由蒙昧走向野蛮、由压制走向开放的人类历史已经证明言说自由的不可置疑性，但历史往往吊诡而反复，它让欲图言说的人们踯躅不前。套用那句著名的台词，踯躅者内心盘旋的疑问无疑是“说？还是不说？”，而在我看来，真正的问题倒是让不让说、能不能正常地说以及有没有正常说的自由。从开口说话到闭口不谈，之间的空隙只放得下一根权杖。
       检点旧籍，一部言说自由史即是“言说自由的被扼杀”史。明清两朝因言获罪者比比皆是，史册上遗恨者吞声者之血泪莫不斑斑俱在，但这两朝已经算是国人“闭口不谈”的“生理期”了。早在“开口说话”的早期，披着甲胄的帝国文化生态也时有“内分泌失调”的情况在，诗人们的写作也是被时刻“关注”着的，他们被告知，不能乱说，不能乱写，否则小心给你小鞋穿。在那个没有互联网的时代，他们不能躲避在信息的汪洋大海中穿几件马甲“造谣生事”，所以只能面临实名制写作所带来的一系列后遗症问题了。
       南北朝时期就有这样两个倒霉蛋，诗歌上的名气倒大得很，就是没有注意到当时的“绿坝”系统，结果花季过了好多年了还被追上去“被护航”。不过他们都不是一般的人，一个叫谢灵运，是当年东晋大人物谢安口中的“小儿辈”、后来的名将谢玄的孙子，另外一个人是颜延之，刘宋王朝的永嘉太守，同时也是竹林七贤中除山涛、王戎外另外五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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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服紫尘谭[随笔] by 茱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