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仲则：百样飘零只助才？
（多日不更新，终觉无趣，聊以旧文充数。恶习恶习。改日再上新炙。二三子其以教我乎？）
     唐诸诗人中，除“光焰万丈长”的李杜文章外，我偏爱昌谷诗。现在手边有的《李贺诗集》是1959年一版、1980年二刷的叶葱奇先生注疏本，忘记自己是怎么弄来的，似乎是馆藏书，因旧而外流出来。纸张泛黄，散发着我非常爱闻的樟脑的香味。
     贺一生蹭蹬，虽有诗歌上春风得意的少年时光（《高轩过》：马蹄隐耳声隆隆，入门下马气如虹。云是东京才子，文章巨公。），却终是含恨归黄土，但他留下的句子却散发着令人沉溺的气息，瑰丽到极致，也诡异到极致。朱大可曾在《缅怀浪漫主义》一文中将浪漫主义的桂冠戴到李贺而非李白头上，现在想来也许正有其寄托。
     今早读黄仲则《两当轩集》至卷四《赠万黍维即送归阳羡》处，睹“半生蹭蹬因能达，百样飘零只助才”句，想起前段时间刚写完的过万字的随笔《文坛百慕大》，少不得又要再添几句老生常谈了。黄景仁名其轩为“两当”，乃取自刘知几《史通》“编字不只，捶句皆双，一言足为二言，三句分为四句。如售铁钱，以两当一”之句，既言锤炼词句处处在意之苦辛，又兼有自嘲之意。两当轩室在今江苏常州市，不知现仍存否？就算仍存，怕也是故居破败萧条甚、堪比诗人在世时吧。在古代中国，文章的事常被认为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世”（曹丕《典论·论文》），而于写作上则历来有这样的辨证，即所谓“穷而后工”、“国家不幸诗家幸”云云，似乎诗文上的成就很大程度上来自于生命本身的流离失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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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服紫尘谭[随笔] by 茱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