帘箔：幽会的缠绵与阻隔

文/茱萸
香风细细出重墙，不见繁枝已断肠。知有何人卷帘箔，卧看零落满斜阳。
                                                    ——贺铸《过曹氏园马上作》

      现代人居住形态的改变，造成了帘箔在功能上的大幅度衰落，但作为一种古老的空间语汇，它至今仍在建筑领域被广泛运用。在建筑面目森严的语法里，帘箔充当了一个类似于补语的角色——它并非不可或缺，却能让整个句子更为完满和通透。
      作为门墙形态的某种变体，帘箔本身无法成为独立的空间，但它却通过成为空间的中介物而获得了足以变通的机会。无论是光影还是声乐，都能透过它的隔断与摇曳而具有不规则的魅惑。甚至在专制中国的帝王们的冠冕上，我们还能看到帘的变体：旒。权力的等级制度要求所有臣民的目光须被这重珠帘所隔断，以避免他们能够直视到君主的面目，这面目或许远不如他们想象中的那般威严。
      冕是帘的变体，而帘本身也有它的形态根基。我们可以将帘箔视为一扇虚拟的门，或者一片游动的窗。作为门、墙、窗纸或玻璃等物某种程度上的替代品，帘箔的存在造成了室内空间上轻盈透气的软隔断，并在若隐若现似有似无间向你泄露内室的秘密。正是帘箔的存在，使内室具有某种空间上的暧昧色彩成为了可能。
      通过门或窗上的帘箔，以密闭空间形式存在的内室以半透明的方式连通了如厅堂、玄关或户外之类的公共区域，但又在一定程度上葆有了其自身的私密性。帘箔的设计者们似乎深谙人性的幽微处：不管是目光还是脚步，都企盼着心理和物理上的缓冲，它们都不希望毫无悬念地介入陌生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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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宵人语之三：风露湿人衣
◇茱萸
      被誉为有明一代“开国文臣之首”的宋濂曾受业于元末理学家黄潽，还有一位杂剧作家亦曾拜于这位浙东大儒之门墙，他便是《琵琶记》的作者高明。在《琵琶记》第四出《蔡公逼试》中，蔡伯喈的邻居张大公劝主人公去考取功名时候曾有这么一段说辞道：“秀才，这个正是学成文武艺，合当货与帝王家。”正是这两句话，道出了多少中国士人内心的隐秘，它仿佛烙在他们脊梁上的咒语，一旦被启动，便似于平静无波的心潭上投了一枚石子，使这些读书人再难以抱持住那一份安于无闻、老于林泉的心境了。
      这种“货与”的心态，说白了更像是某种知识的“寻租”。读书人寒窗苦读十数载，为的就是有朝一日能将自己卖（“货”）出去，而他们的潜在客户也相当明确：帝王家。也只有帝国权柄的执掌者，才有如此“财力”来网罗天下士子。五代时王定保《唐摭言》在开头第一卷他便记载了这样一段关于人才买卖的评论：“（太宗）见新进士缀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这段来自野史的超级“八卦”的意思是说，这是场稳赚不赔的买卖。“天下英雄入吾彀”，是李二郎猎得上好猎物时候的自我夸耀，而想必这些“入彀”的读书人，此时也是欣喜若狂吧？

      当书生们身上的学识屯满了，他们首先得找到雇主，依托高速运转的“权力”这架机器本身来实现那些年轻时候的抱负，也许是致君尧舜，也许是海宇澄清，或者干脆就形而下到为了紫袍玉带、高官显爵、锦衣佳人，去奋力促成这样一场学识和权力的媾和。关于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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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圣渊薮，性感象征
欢愉之梦，或“环状的世间至洁”

（”身体的诗学”系列之六）
文/ 茱萸
       背弃古典艺术原则、立志于从事颠覆传统的艺术创作的安迪•沃霍尔从来都不是那种符合公众对艺术家之既有期待和想象的人物。此人集电影制片人、作家、摇滚乐作曲者及出版商等诸多身份于一身，其艺术上的前卫姿态和对艺术边界的拓展则让现代艺术具有了更多走向民主、异质和共融的可能。他的艺术，和大众传媒与日常物品紧密相连，它们互相阐释并生成意义；也正因为如此，安迪•沃霍尔在一九八六年和芭比娃娃这样一个玩偶的那场结缘，便显得更顺理成章。
        或许在那个时候，芭比娃娃便已不再是单纯的玩偶，它隐然成为一个文化符号，并被进一步视为美国女性和二十世纪大众文化的一个象征。那年，美泰公司委托沃霍尔绘制芭比的肖像，有趣却也符合逻辑的是，在这位波普艺术的领袖和代表艺术家手里，芭比成了不断被复制的玛丽莲•梦露，性感而魅惑。虽然艺术家的这份投入别致而惊艳，但芭比娃娃却也没虚受这番待遇，在关于这种玩偶的相关设定里，她（或它？）的真人版有着一米七的身高和五十公斤的体重，并拥有39-23-33这样的三围，堪称魔鬼身材。这种诞生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的芭比娃娃打破了以往所有玩偶的既有形象：这些玩偶几乎都没有明显的第二性征，体态则永远停留在它们的幼年。而芭比创造了一个奇迹，它以“娃娃”的身份和名义进入了女孩们的生活，却同时带进去了那副成熟的躯体。从此，女孩们开始透过它来审视自己的肉身，正如“芭比之母”罗丝•韩德勒所言，“能跟一个有乳房的玩偶玩乐，这对一个小女孩的自我形象来说是多么重要”。用今天的眼光来看，罗丝•韩德勒倒在不经意间道出了芭比娃娃风靡全球的秘诀：它有近乎完美的胸部曲线，有着和所有仅停留在儿童期的玩偶所没有的服饰、气质和身形。
       芭比赢得了市场和人们的青睐，甚至不少成年男女都会有收藏这种玩偶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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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宵人语之二：读书种子
◇茱萸
       无意功名的吴敬梓在家道败落中写《儒林外史》，将末世里文人们的种种变态和扭曲揭痂以示，他以极端痛楚的书写方式成就了对自我的完善。但此书甫出却知者寥寥，惟比他小十七岁的安徽歙县人程晋芳后来在《怀人诗》中如此纪念：“外史纪儒林，刻画何工妍，吾为斯人悲，竟以稗说传”（见程氏《勉行堂诗集》），但为“以稗说传”而悲，却表明当时的文体等级观念何等顽固。及至清末，龚自珍说“莫从文体论高卑，生就灯前儿女诗”，可见诗这种极尊的文体内部也分格调等级的，更遑论以说部比附史部了。
        吴敬梓的末世之痛和程晋芳的文体之悲固然不属同一层次，吴的痛更深彻更热切，但吴对有明一代儒林中人的惋惜与程对吴本人的惋惜却同样基于文人间的惺惺之意，更确实地说，那是种“物伤其类”式的隐忧。关于这点，在《儒林外史》的第一回，吴敬梓便借王冕之口道出“一代文人有厄”的秘密：明初礼部议定的八股取士之法消磨尽了多少读书种子，而文人们的精神危机却前所未有地深重，这用吴氏书里的话来说，叫“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这里所谓的“文行出处”，指文人的学问、品行和对待出仕隐退的态度，因有了八股取士这样的荣身之途，读书种子的候选者们，也有可能蜕变而不能发芽，文化之仓亦将面临颗粒无收的窘境。
       黄庭坚《戒读书》一文中曾教导士大夫家“不可令读书种子断绝”，这种对读书种子的呵护大抵源自家族或身份的自豪自重，却也兼有文化上的拳拳之情。而在儒家那里，《大学》要求儒生们要“修齐治平”，韩愈极言“传道”、“圣圣相传”，张载力倡“为往圣继绝学”，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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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宵人语之一：青丘遗恨
◇茱萸
     清人永新龙筠圃先生撰《明会要》，该书“卷十一”中记载了明帝国肇造之初洪武朝祭祀历代帝王的一些情况：洪武六年（公元一三七三年）明廷议定在南京修建历代帝王庙，春秋致祭，入祀者为三皇五帝、三王及唐宗宋祖等大一统王朝创业之君，元世祖忽必烈亦赫然在列，更有元臣穆呼哩等数人从祀，而到嘉靖朝，忽必烈君臣却被“请”出了历代帝王庙。
     嘉靖这种“驱逐”忽必烈君臣的行为似乎颇有民族骨气，但我更愿意相信这是一场误会。因为从本质上来说，明继承的是元的政治衣钵、地理版图和帝国意识，也许这种继承是局部的，但它的正统性追寻只能上溯到元，而非跳过这个汉文化圈里的异族政权去直承南宋：这应该就是为什么在反对蒙元这个异族王朝的基础上建立的明帝国却不拒绝祭祀“大元”的开创者忽必烈的原因。明朝的君主们通过“祭祀”这样的“政府行为”标榜着自家打下的天下和历代王朝一脉相承的关系，也正是在这个谱系里才有所谓“中国”——这不是指古老的“中原”或与“蛮夷”对举的“华夏”，这个“中国”里没有华夷之分，它使“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式的异族归化变成了整个帝国传统的一部分。正是这种内在的“一脉相承”性，才使新的统治者对前异族王朝的开创人也即他们间接的政治对手葆有相当的、别有用心的宽容和敬意。
     但是，对于曾在这两个帝国的间隙中存活过的政权而言，它们就远没那么“幸运”，和朱元璋同为元末义军势力之一的张士诚便是一例。在争夺帝国统治权的战争中，张士诚永远丧失了执掌天下的机会，他在吴地的宫殿也成陈迹。然而，正是这陈迹牵扯出另一番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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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口说话与闭口不谈
文/茱萸
       最近在读两部“小书”，一部是研究古代世界文明与思想发展的英国人J.B.伯里写的《思想自由史》，另一部则是黄裳的那本著名的《笔祸史谈丛》。“小书”之谓，指的是篇幅而非内容，事实上这两本书谈论的话题都称得上殊为宏大，它们讨论的都是言说、思想和写作的自由。当然，由蒙昧走向野蛮、由压制走向开放的人类历史已经证明言说自由的不可置疑性，但历史往往吊诡而反复，它让欲图言说的人们踯躅不前。套用那句著名的台词，踯躅者内心盘旋的疑问无疑是“说？还是不说？”，而在我看来，真正的问题倒是让不让说、能不能正常地说以及有没有正常说的自由。从开口说话到闭口不谈，之间的空隙只放得下一根权杖。
       检点旧籍，一部言说自由史即是“言说自由的被扼杀”史。明清两朝因言获罪者比比皆是，史册上遗恨者吞声者之血泪莫不斑斑俱在，但这两朝已经算是国人“闭口不谈”的“生理期”了。早在“开口说话”的早期，披着甲胄的帝国文化生态也时有“内分泌失调”的情况在，诗人们的写作也是被时刻“关注”着的，他们被告知，不能乱说，不能乱写，否则小心给你小鞋穿。在那个没有互联网的时代，他们不能躲避在信息的汪洋大海中穿几件马甲“造谣生事”，所以只能面临实名制写作所带来的一系列后遗症问题了。
       南北朝时期就有这样两个倒霉蛋，诗歌上的名气倒大得很，就是没有注意到当时的“绿坝”系统，结果花季过了好多年了还被追上去“被护航”。不过他们都不是一般的人，一个叫谢灵运，是当年东晋大人物谢安口中的“小儿辈”、后来的名将谢玄的孙子，另外一个人是颜延之，刘宋王朝的永嘉太守，同时也是竹林七贤中除山涛、王戎外另外五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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