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口说话与闭口不谈

文/茱萸

       最近在读两部“小书”，一部是研究古代世界文明与思想发展的英国人J.B.伯里写的《思想自由史》，另一部则是黄裳的那本著名的《笔祸史谈丛》。“小书”之谓，指的是篇幅而非内容，事实上这两本书谈论的话题都称得上殊为宏大，它们讨论的都是言说、思想和写作的自由。当然，由蒙昧走向野蛮、由压制走向开放的人类历史已经证明言说自由的不可置疑性，但历史往往吊诡而反复，它让欲图言说的人们踯躅不前。套用那句著名的台词，踯躅者内心盘旋的疑问无疑是“说？还是不说？”，而在我看来，真正的问题倒是让不让说、能不能正常地说以及有没有正常说的自由。从开口说话到闭口不谈，之间的空隙只放得下一根权杖。
       检点旧籍，一部言说自由史即是“言说自由的被扼杀”史。明清两朝因言获罪者比比皆是，史册上遗恨者吞声者之血泪莫不斑斑俱在，但这两朝已经算是国人“闭口不谈”的“生理期”了。早在“开口说话”的早期，披着甲胄的帝国文化生态也时有“内分泌失调”的情况在，诗人们的写作也是被时刻“关注”着的，他们被告知，不能乱说，不能乱写，否则小心给你小鞋穿。在那个没有互联网的时代，他们不能躲避在信息的汪洋大海中穿几件马甲“造谣生事”，所以只能面临实名制写作所带来的一系列后遗症问题了。
       南北朝时期就有这样两个倒霉蛋，诗歌上的名气倒大得很，就是没有注意到当时的“绿坝”系统，结果花季过了好多年了还被追上去“被护航”。不过他们都不是一般的人，一个叫谢灵运，是当年东晋大人物谢安口中的“小儿辈”、后来的名将谢玄的孙子，另外一个人是颜延之，刘宋王朝的永嘉太守，同时也是竹林七贤中除山涛、王戎外另外五位诗人的超级粉丝。颜延之的问题是诗歌里头有“犯忌语”，所谓“犯忌语”，类似于今天的敏感词，而谢灵运的问题却在于他那首著名的诗《登池上楼》，里头敏感词虽然没了，但却有“影射朝廷”之嫌。至于具体的事迹，经历时光久远的磨砺，还不知道能不能被“系统还原”了。

       谢灵运其实还不是个单纯的文学人物，根据《南史》等正史记载，由于家族身世的关系，他还是比较喜欢跟政治纠结在一起的。可以这么说，他在文学和政治上都有不小的野心，还曾扬言，天下才共一石，曹植占八斗，天下人分一斗，而他自个儿占一斗。这个文化八卦经由正史的渲染，流传已久，除了抬高曹植的文学地位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外，也给自己扣了个高帽子。但这本身是没有问题的，至多算说大话，好听点呢还能称为“风流”。颜延之似乎没有谢灵运高调，他也没有发表什么激烈的言论或有什么反常的行为，但他却写了几首赞美他的偶像们的诗。这点和谢灵运却是相似的：写诗就不一样了，白纸黑字，搁那里别人随时可以过度阐释你，若是碰上整治言论环境或严打之类的活动，就更能拿来说事。最根本的问题是，这个国度向有拿人作品或言论来说事的传统——你当然有言说的自由，但我可以把你这种言说定性为别有用心的图谋。《春秋》“诛心”之法到后来已经变成了掌有权柄之人任意使唤的丫头。
       那首《登池上楼》上是这么说的：“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祁祁伤豳歌，萋萋感楚吟。索居易永久，离群难处心。持操岂独古，无闷征在今。”你看，除了描写了春天的绿意盈野和遐思外，也就发了点牢骚，说什么独居无聊生活苦闷之类，也没见有敏感词汇啊。但就是这几句诗触怒了刘宋王朝，埋下了他日后被杀的祸根。根据王安石的推测，这几句诗之所以“犯忌”，大概是说，池塘上长满春草，谓之“王泽竭”，而园中柳树上栖居鸣鸟，谓之“候将变”，整体意思就是影射刘宋王朝气数已尽要被颠覆、要“变天”了。如果按照这么“过度阐释”下去的话，刘宋一朝的文字狱估计要比清代“清风不识字”式的引申有过之而无不及。颜延之则是因为那几首赞美嵇康、阮咸和刘伶诸人的诗，被彭城王刘义康斥为“不逊”。我们来看看他怎么赞美嵇康：“鸾翮有时铩，龙性谁能驯”，又是如何赞美阮咸：“屡荐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这个颜延之若是光仰慕嵇康倒也罢了，提什么不好非提“龙性”，对阮咸赞美赞美倒也罢了，非得攀附上两人共通的因得罪权要而出守的人生历程，这就有点不能“体察天心”了。结果呢，刘义康确实想将颜诗人发配边疆的，不过宋文帝刘义隆这次却发了慈悲心，仅仅要他居家思过七年——对于肉食者来说，要人家做到这样已经很不容易了，草民们和奴才们应该赶快叩头谢恩才是。
       从周厉王时期对肉食者的告诫“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开始，到近现代以来民众为争取言论自由权所作的种种事情止，人们对言说和思想的自由的追求之努力从未停止。但也正是这方面呼声最高的知识分子或文人们本身，对自身言论触犯权力的可能性的忧惧从来没有消失过，但他们却无法说服自己“闭口不谈”。就算真不谈了，如龚自珍所说的那样，“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肉食者也有可能在你为“稻梁谋”所著的书中指摘出“犯忌”的字词来。从夏商周至今，肉食者们的思维模式也一直没有变过，他们将那些渴望自由言说的言论视为洪水，于是有了堤坝，有了这样那样的禁忌。他们的神经敏感而脆弱，但连接的另外一端却是暴力的机器：它随时可以宣布一个开口说话的人肉体上的终结。但这也从侧面反应了文字、思想和言说的力量，当初仓颉造字便有鬼夜哭，到底是基于对这种力量的敬畏，还是对它可能遭致更暴力力量的反扑的担忧，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只知道，几千年文明史中的肉食者们接手的是经夏禹治理过洪水的那片地域，而继承的却只是夏禹的父亲鲧的思想衣钵——在治理洪水方面，他们的方法如出一辙。
       法国政治学者托克维尔却提供了另一种对言说自由的恐惧，他认为人们对于自由地发表言论有所疑虑可能不是因为害怕政府的惩罚，而是由于社会的压力，个人表达的意见也许不受欢迎且得接受来自某个社群的蔑视或激烈反应。但如果真能是这样，倒不失为后极权时代的一脉风景。然而，最关键的是，草民们得有表达这种对不同意见激烈反应的自由，而不是时时刻刻被护送到“胜利”的航程中。话说回来，不管是开头提到的《思想自由史》也好，《笔祸史谈丛》也好，在读完了它们之后，最重要的是能有闭口不谈的自由，也有开口说话的自由。

2009-06-26 于同济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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