茱萸专栏：诗事（之三）
April 28, 2009
纸上建筑盛放的心灵
文 / 茱萸
自从某房地产经营顾问将海德格尔“诗意地栖居”这一内涵丰富的提法挪用到地产广告的宣传中后，抛开普通人的房贷压力和资讯时代人对信息的无所适从感不谈，单作为私密生活空间的家宅，总算能稍微给人提供除了生存需要之外的心理憧憬——这总比“要买房，到建行”之类的直白广告词体贴温情了不少。这种策略描述下的家宅似乎不再是单纯的建筑物，而是与家庭的亲密和热情相勾连的居所，法国哲学家巴什拉就曾就家宅的话题写过一部《空间的诗学》，但是他关于此的“精彩”论述似乎就不那么容易输出为“精辟”的广告词了。
现实中的建筑见证着时代文化形诸于立体空间的过程。当代女诗人翟永明写过一本话题涉及建筑、艺术、绘画以及诗歌的随笔集，标题就叫作“纸上建筑”。这里的纸上建筑倒不是建筑设计方面所说的类似于建筑的描述文字、图纸或是照片，而是构筑在平面/纸面的文本空间。如果说立体建筑安放的是人的身体，那“纸上建筑”安放的无疑是人的心灵了。
若纯从形式角度来看，诗歌无疑是最具有建筑感的“纸上建筑”。无论是旧体诗的方整规矩，还是新诗的长短有致，都从不同方面反映着它作为平面空间的形态。但这两种诗体拥有的形式规范和边界无疑是不同的：闻一多曾试图在新诗上建立严格规范的形式美学，但这近百年的新诗发展历程证明，他失败了；而在近体诗即规整的格律诗这里，这块疆域却经由倡导声律改革的沈约到初唐的沈、宋诸人，直到集大成者杜甫以及后杜甫时代的诗人们的不断努力而得到拓展——古典时代的诗人们操持着他们的巨大标尺，建立起了庞大的形式帝国，并寄生其中。
近体诗内容和形式上的完美契合直到杜甫晚年方宣告完成，这位老人，以其在艺术上的龙象之力奠定了尔后千年里这种诗体在中国诗坛的绝尊地位，使这种严格强调格式和声韵的诗歌体裁形式成为了此后诗人们穷极毕生才华去堆砌的美学大厦。它密闭、规整、合度，成为了中国传统文人品格的隐秘写照，也因此影响了普通文人们的心理格局和处事态度。但它的肇源，当自南朝的沈约，这位诗人、理论家兼名臣，又该如何在他倡导的这种规整里，去安放他那诗思高蹈的心灵？
南朝齐永明年间，沈约与谢眺、王融等人率先在音韵的规制下作诗。《南史•陆厥传》上记载，沈约等人始分四声，以此制韵，“有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且五字之中音韵悉异。这种世称为“永明体”的诗歌体式确立了一些相对严格的准则，成为而后盛行千余年之近体（格律）诗之滥觞。而事实上，经由沈约诸人对古体诗于形制和声律上的改造，格律诗之为“格律”诗，即构筑在了其“格-律”的二元构成属性上。这种于形于声两方面上的严格要求，直到初唐沈佺期和宋之问时期才最终确立下来，而诗圣杜甫则赋予了这种诗体以内容和形式完美结合的正当性。回过头来说，沈约似乎对他这种贡献是颇为自得的，《梁书•沈约传》以及宋人孔平仲的《续世说•文学》上对此皆有记载：“（沈）约撰《四声谱》，以为在昔词人累千载而不悟，而独得之胸襟，穷其妙旨，自谓入神之作。”这种对稳定性的向往和对之于确定秩序的召唤成就了沈约的同时，又束缚了他什么？
虽然由于家族的牵累，他早年经历过一段“孤贫”的日子，然不知这种幼年生活的不稳定性和无着落感是否伴随其一生？不过，沈约后来于仕途处却颇多得意：金紫加身、入相封侯，这些大好男儿应有的梦想，他基本都实现了。史称其“历仕三代，该悉旧章，博物洽闻”，虽然并未真正参与机要，也无实际朝政实权，但总的来说在当时的确比较吃得开。不仅如此，更有关于他的无数典章旧闻、流风余韵传于后世，诸如“沈郎腰瘦”、“沈腰潘鬓”以及清人纳兰性德那句“谁怜辛苦东阳瘦，也为春慵”之类，皆潋滟生辉，摇曳生色。在这些辞章里，他似乎跟写下这些典故或句子的人一样，都是千古伤心人。但《梁书》本传上，史家对他的评价却似乎不是总那么充满情意：作为文人的沈约，被认为是自负高才而昧于荣利，他的显达也是因“乘时藉势”而起，颇累清誉罢了；作为宰辅的沈约也似乎不那么合格，他无法当仁不让地履行他的职责而只会一味谦让，在相位数年，未尝起到举荐贤才和有助于政的作用，乃至于有人将他比作魏晋年间的山涛之辈。真实的“沈郎”原来也有那么多不“风流”的地方。
说他“乘时藉势”而显达，大抵指的是：齐梁两朝更迭之际，沈约引用谶语“行中水，作天子”以证萧衍当据有帝位的前景，他也因此成为了这位后来的梁武帝谋取帝位的主要谋士之一，故尔后仕途顺畅也就顺理成章了。不过，独裁者对文人的信任也止限于此，他不会将更多的权力给予他们；而这种人格依附性，也使造化在沈约的生命历程里种下了悲剧的种子。关于他的结局，《梁书》本传言之甚详，文人们自从将自己货与帝王家后，死生即在旦夕之间。沈约是“忧惧以卒”的，死后“有关部门”给了他一个“文”的谥号，但梁武帝却以“隐”字取而代之。根据“谥法”，隐的意思是“情怀不尽”。后世称沈约为“沈隐侯”，便由于这个谥号。从这个方面来说，沈约之前的“瘦”，也是其源有自的。
沈约的抑郁和忧惧，在他《郊居赋》的结尾中似是有所体露。“伤余情之颓暮，罹忧患其相溢”，这种心情下的他想必活得并不那么轻松，而只有寄情于郊居，托情于鱼鸟。就算如此，还是难以平静的他似乎看清了来路，也只好哀叹“徒重于高门之地，不载于良史之笔”。不过，专制高压下有奴性，也有独立的灵魂在守望。自他肇始的诗体改革日日新，由此催生的文人规整合度的人格进化日日新，诗人们在那由几十个字限定的方寸之地开采出的艺术成果日日新。他们耕种的这块土地在过度开垦后日趋贫瘠，却孕育着重新发芽的种子。不过那是另外一番风景了。
现实中的建筑见证着时代文化形诸于立体空间的过程。当代女诗人翟永明写过一本话题涉及建筑、艺术、绘画以及诗歌的随笔集，标题就叫作“纸上建筑”。这里的纸上建筑倒不是建筑设计方面所说的类似于建筑的描述文字、图纸或是照片，而是构筑在平面/纸面的文本空间。如果说立体建筑安放的是人的身体，那“纸上建筑”安放的无疑是人的心灵了。
若纯从形式角度来看，诗歌无疑是最具有建筑感的“纸上建筑”。无论是旧体诗的方整规矩，还是新诗的长短有致，都从不同方面反映着它作为平面空间的形态。但这两种诗体拥有的形式规范和边界无疑是不同的：闻一多曾试图在新诗上建立严格规范的形式美学，但这近百年的新诗发展历程证明，他失败了；而在近体诗即规整的格律诗这里，这块疆域却经由倡导声律改革的沈约到初唐的沈、宋诸人，直到集大成者杜甫以及后杜甫时代的诗人们的不断努力而得到拓展——古典时代的诗人们操持着他们的巨大标尺，建立起了庞大的形式帝国，并寄生其中。
近体诗内容和形式上的完美契合直到杜甫晚年方宣告完成，这位老人，以其在艺术上的龙象之力奠定了尔后千年里这种诗体在中国诗坛的绝尊地位，使这种严格强调格式和声韵的诗歌体裁形式成为了此后诗人们穷极毕生才华去堆砌的美学大厦。它密闭、规整、合度，成为了中国传统文人品格的隐秘写照，也因此影响了普通文人们的心理格局和处事态度。但它的肇源，当自南朝的沈约，这位诗人、理论家兼名臣，又该如何在他倡导的这种规整里，去安放他那诗思高蹈的心灵？
南朝齐永明年间，沈约与谢眺、王融等人率先在音韵的规制下作诗。《南史•陆厥传》上记载，沈约等人始分四声，以此制韵，“有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且五字之中音韵悉异。这种世称为“永明体”的诗歌体式确立了一些相对严格的准则，成为而后盛行千余年之近体（格律）诗之滥觞。而事实上，经由沈约诸人对古体诗于形制和声律上的改造，格律诗之为“格律”诗，即构筑在了其“格-律”的二元构成属性上。这种于形于声两方面上的严格要求，直到初唐沈佺期和宋之问时期才最终确立下来，而诗圣杜甫则赋予了这种诗体以内容和形式完美结合的正当性。回过头来说，沈约似乎对他这种贡献是颇为自得的，《梁书•沈约传》以及宋人孔平仲的《续世说•文学》上对此皆有记载：“（沈）约撰《四声谱》，以为在昔词人累千载而不悟，而独得之胸襟，穷其妙旨，自谓入神之作。”这种对稳定性的向往和对之于确定秩序的召唤成就了沈约的同时，又束缚了他什么？
虽然由于家族的牵累，他早年经历过一段“孤贫”的日子，然不知这种幼年生活的不稳定性和无着落感是否伴随其一生？不过，沈约后来于仕途处却颇多得意：金紫加身、入相封侯，这些大好男儿应有的梦想，他基本都实现了。史称其“历仕三代，该悉旧章，博物洽闻”，虽然并未真正参与机要，也无实际朝政实权，但总的来说在当时的确比较吃得开。不仅如此，更有关于他的无数典章旧闻、流风余韵传于后世，诸如“沈郎腰瘦”、“沈腰潘鬓”以及清人纳兰性德那句“谁怜辛苦东阳瘦，也为春慵”之类，皆潋滟生辉，摇曳生色。在这些辞章里，他似乎跟写下这些典故或句子的人一样，都是千古伤心人。但《梁书》本传上，史家对他的评价却似乎不是总那么充满情意：作为文人的沈约，被认为是自负高才而昧于荣利，他的显达也是因“乘时藉势”而起，颇累清誉罢了；作为宰辅的沈约也似乎不那么合格，他无法当仁不让地履行他的职责而只会一味谦让，在相位数年，未尝起到举荐贤才和有助于政的作用，乃至于有人将他比作魏晋年间的山涛之辈。真实的“沈郎”原来也有那么多不“风流”的地方。
说他“乘时藉势”而显达，大抵指的是：齐梁两朝更迭之际，沈约引用谶语“行中水，作天子”以证萧衍当据有帝位的前景，他也因此成为了这位后来的梁武帝谋取帝位的主要谋士之一，故尔后仕途顺畅也就顺理成章了。不过，独裁者对文人的信任也止限于此，他不会将更多的权力给予他们；而这种人格依附性，也使造化在沈约的生命历程里种下了悲剧的种子。关于他的结局，《梁书》本传言之甚详，文人们自从将自己货与帝王家后，死生即在旦夕之间。沈约是“忧惧以卒”的，死后“有关部门”给了他一个“文”的谥号，但梁武帝却以“隐”字取而代之。根据“谥法”，隐的意思是“情怀不尽”。后世称沈约为“沈隐侯”，便由于这个谥号。从这个方面来说，沈约之前的“瘦”，也是其源有自的。
沈约的抑郁和忧惧，在他《郊居赋》的结尾中似是有所体露。“伤余情之颓暮，罹忧患其相溢”，这种心情下的他想必活得并不那么轻松，而只有寄情于郊居，托情于鱼鸟。就算如此，还是难以平静的他似乎看清了来路，也只好哀叹“徒重于高门之地，不载于良史之笔”。不过，专制高压下有奴性，也有独立的灵魂在守望。自他肇始的诗体改革日日新，由此催生的文人规整合度的人格进化日日新，诗人们在那由几十个字限定的方寸之地开采出的艺术成果日日新。他们耕种的这块土地在过度开垦后日趋贫瘠，却孕育着重新发芽的种子。不过那是另外一番风景了。
2009-04-25于同济
（刊载于《万科周刊》风物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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