庾信：可怜老去兰成 

文 / 茱萸

       失意人刘长卿过长沙贾谊故宅，曾忍不住慨叹“寂寂江山摇落处，怜君何事到天涯”，借助虚渺时空中那份天涯沦落人的共同经验，他将内心的悲苦和哀伤安放在了文字深处；而张说踏访庾信旧居的时候，写下的却是“兰成追宋玉，旧宅偶词人”这样思慕前贤、遥想风流的句子。旧居/故宅在这个时候不再是单纯的建筑了，它们成了后来人追忆往昔的线索，仿佛前辈们的灵魂仍然在其间游荡，里面的性灵尤未消失。唐代的这两位诗人忙于伤悼或怀念，却似乎并没有对这种伤悼或怀念所依凭的表达方式本身（或者怀念对象之所以值得怀念的理由）表示些许质疑，甚或可以说，这种依恃的合法性在他们这是无可辩驳的。然而在宋人黄升的那阕《酹江月》中，贾谊和庾信却成为了这种质疑的举例对象，他说，“应笑楚客才高，兰成愁悴，遗恨传千古。作赋吟诗空自好，不直一杯秋露”，这颇让我联想到李白的“万言不直一杯水”和李贺的“寻章摘句老雕虫”这两句。
      黄升和他的两位诗坛前辈在这个话题上的态度有着某种程度上的相似性。这种对诗赋乃至所有艺文形式的无用性的强调，与其说是出自他们审慎的判断或论证，毋宁说是诗人们某种形式的集体自我贬抑的行为。通过这种牢骚式的自哀，他们获得了浓度空前的阴郁，却依旧沉溺在这种阴郁中，并依靠它进行自我的精神疗治。他们纷纷在诗赋里回忆少年和往昔，哀叹乖蹇的命运，并意外地收获了所谓的千秋万代名。庾信，就是我们借以观察这种自我疗救的典型。
      前面提到的“兰成”，就是这次话题主人公南北朝末期诗人庾信的小字。唐人陆龟蒙的《小名录》中曾说此“小字”乃得自于一名天竺僧人的呼唤，这个颇有传奇色彩的说法更让他的身世笼罩上了蒙蒙的烟尘。他在《哀江南赋》中曾自云于“王子洛滨之岁，兰成射策之年”入梁之东宫为抄撰学士，自此，那个宿命般的称呼一直在他和后人的文字中婉转萦绕。当然，庾信是个无论哪方面都堪称独特的人物：齐、梁以来诗文世家的继承者，绮艳的“徐庾体”创作的参与者，在世时即声名显赫的文学人物，唐以前诗歌的集大成者以及身仕两朝显达富贵却常怀郁郁的乡愁症患者。在无数的诗和小赋中，他使他自己最终成为了乡关的守望者、永远的辩白者和异乡人。
      关于庾信的身世，早为世人所熟知，《北史》和《周书》的记载亦大抵相近。他的父祖辈入仕梁朝，他的早年也与梁之宫廷紧密相连。少年得志，加之风物之盛更添华彩，笔下便难免流露出一种南朝式的轻浮绮艳，“徐庾体”为后世所薄，似也正在此。及至侯景“作乱”，庾信奔江陵事梁元帝。后出使西魏，被扣留在长安，其间梁为西魏所灭，庾信于是成了无法回家的人。北地崇尚南朝之文采风流，而庾信诗名早著，便和王褒等文人一起受西魏和后来的北周诸帝的赏识和器重，位高显达，史称其与王侯“有若布衣之交”。后来北周与取梁而代之的陈王朝通好，并准许滞留北地的南方士人回乡，但文学爱好者、北周皇帝宇文邕却将他和王褒继续留在了北朝，庾信的回乡梦从此破灭。
      事实上，所谓的“乡关之思”对庾信而言，或者乃是那份失落和屈辱感。对“陷落”的故国和往昔年华的追忆，身仕“敌国”的委屈、不安和来自冥冥的责难，这些东西都不是现下的位高权重和被恩遇有加可以冲淡的。它们是个体生命因自身遭遇而散发出的本能感念，个中幽微，并非大而化之的家国主义解释所能穷尽。庾信内心的挣扎和对自身乖蹇身世的审视或许可以见之于他的《哀江南赋》、《枯树赋》以及《伤心赋》诸篇什；但自我宽慰的成分也未必没有，他在《小园赋》中曾透露出那份自守本分以求心安的意思，虽黍离之悲、故国之思依然弥漫全篇，然它的开头却缓缓道来：“管宁藜床，虽穿而可座；嵇康锻灶，既烟而堪眠。岂必连洞房，南阳樊重之第；绿青锁，西汉王根之宅”，在历经离乱的庾信看来，居住的环境不在于豪奢而在于于人世生命本体的贴近，这种人居理念倒也足为现世的建筑行业人士鉴了。
      如此说来，庾信的经历也算简单，无非是少年得志、历经离乱而晚年常怀故园之思。同时他似乎还忧惧着“贰臣”的罪名会降落到他头上，事实上却似乎很少人因为此对他作出过严苛的批评。大家似乎只记得他那因为思念而生的憔悴。如果说贺铸《清平乐》道“厌厌几许春情，可怜老去兰成”尚是借之说风流的话，周美成《大酺》则直接是说“怎奈向兰成憔悴”了。唐之后诗歌的集大成者杜甫在“漂泊西南天地间”之时，倒是对庾信的身世特别感兴趣，“羯胡事主终无赖，词客哀时且未还”虽然不无批评的成分，却也有着温文的体谅，至于末了，不管是说“文章老更成”还是“诗赋动江关”，他终究将庾信当成诗歌上的楷模并加以赞美的。
      漂泊者杜甫和憔悴人庾信终于在此刻重叠为某种意义上的伤心客。维系他们之间这种关系的，乃是千年未变的心结：安放他们的生命、回忆和存在意义的那个故乡/故国在乱世的无常中消失了，取而代之的则是渺茫的前路。相比较而言，庾信的“身”毕竟有高堂大宅和显达官位来安放，而杜甫的“身”和“心”都依然漂泊无依。不过，后者看上去似乎更加笃定，虽然对于他们来说安放意义的地方始终没有出现。或许唯一值得杜甫更为安慰的是，他不需要面对庾信那样的难题：惴惴不安地去等待刀笔吏在未来的终审裁断。而在我看来，自庾信在《哀江南赋》末尾说出了他深藏的内伤后，这种裁断本身的意义也日渐显得面目可疑。

                                                                                                                 2009-03-11于同济园

（刊载于《万科周刊》风物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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