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费瑟斯通教授的这本《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属于译林出版社“人文与社会译丛”中的一本，出版于几年前。前年断断续续读完，扔下蒙尘有年。最近特重新拾捡起来。发现这本书——正如“译丛”主编刘东于卷首所言——仍然可以充当“激活思想的马刺”。
　　被称为对现代性作出了“最尖锐的批判”的齐格蒙•鲍曼，于《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的评价说得一点不错：此书对后现代主义话语和消费文化的前生今世的概括精准而流畅。当然，初读此书之时我依然在不少地方感到迷惑，而今重新草草翻阅一遍，发现有些问题依然存在——当然，或许这些问题与本书无关，如前文所述，它仅仅起了“激活”的作用。
　　费瑟斯通总结不少学者的观点提出，在后现代社会，艺术与日常生活之间的界限被消解，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差异被消弭，无深度、大杂烩、戏谑和拼凑充斥于市，连篇累牍的记号/符码过度生产和无限仿真——总之，这是一个“混乱”的社会，在这里，通常意义（！）上的“文化”也被赋予了新的、更广的内涵。
　　以下两个问题仅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提出，它们中的绝大多数想法起源于朱大可与张闳两位老师的“文化研究与批评”的课堂。当然，它们的被提出或许幼稚而执拗，但与我的粗浅的思考、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环境都息息相关。目前的中国自然称不上进入了“后现代社会”（事实上，它的“现代化”都是艰难的，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个“后现代社会”的“前过程”将复杂而漫长），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已经具备一些消费文化的因素。全球化挟裹着这个古老的国度，它不得不面临与它的同类一样的“风流”和尴尬。
　　
　　一、有关“精英话语”或“精英主义立场”的问题。这是一个问过很多次的老问题了，迄今未得到满意的回答：
　　精英话语的存活土壤是否已在逐渐被消解，如果是，那么它的下一步扎根如何进行？大众对精英话语方式的态度历来暧昧——关键问题是，狂欢中的大众是否需要精英话语方式“一厢情愿”的“拯救”？在这个娱乐至死的年代里，精英话语的无力感难道还不够明显吗？不仅仅是在现代社会/后现代社会，就是在“前现代”，通常意义上的精英话语方式对大众的作用依然是有限的，譬如农业文明的中国，虽然在政治上乃至文化上都是自上而下式的、“精英式”的“引领”，但更多时候，主宰大众的仍然是通俗文化的那一套逻辑，更遑论现代/后现代社会？
　　或者更简单地说，“精英话语”的自我定位与大众选择之间的矛盾如何弥合？更吊诡的是，老师批评他的学生（“精英”候选人）在文章立论时的立场“怎么是大众立场”——这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此时该如何解决这种精英候选人不自觉的“大众”的自我设定？
　　费瑟斯通引述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说，“文化产业产生了一种威胁个性与创造性的同质性大众文化，但由于其精英主义的论调，在考察复杂而又差异纷呈的观众反应及对商品使用的实际消费过程时，显得无能为力。”那么我们的文化研究/文化产业又如何摆脱这种无力？
　　二、文化成了晚期资本主义/符号资本主义/传媒资本主义时代最重要的“经济”形态，由符号（具体表现形态可能是品牌、商标乃至传媒效果）构成的庞大帝国在隐约形成。符号经济的渗透力是惊人的，即使中国的大部分地区依然可以说是农业文明笼罩下的“田园”，它还是扎根了进去，只是程度不同。而互联网的兴起更意味着某种程度上的“话语民主”的端倪。在这里，大众文化的发展趋势，将是媒体对大众文化的依附与妥协，也是大众文化本身结晶（符号化）的过程。大规模的符号生产给我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文本的大规模生产、增长及其迅速的垃圾化/数字化与传统的研究方式的矛盾如何弥合——关键是，对文本大规模生产的研究所产出的文本本身就有被迅速垃圾化的可能，这如何解决？符号消费的趋势与大众现代意识的滞后的矛盾如何消除？
　　媒体地位的被颠覆和变革（“变格”？） 让传统意义上的“公器”、“喉舌”有全面沦陷为娱乐小报的危险。消费文化主宰下的媒体，是否会因为此而丧失其应有的承担和道德？传统意义上“自上而下”式的媒体将被“从下到上”的主宰方式所取代，那么媒体伦理则将面临严重的拷问。娱乐时代，独立品格和精神的“天下公器”式的媒体何以生存？勒庞所谓的“多数人暴政”投射到“娱乐民主”上之时，媒体将何去何从？
　　
　　这些问题问完，除了感到杞人之犹外，却也矛盾地感受到莫名之快意——毫无疑问，即将到来的是一个狂欢的时代，一切都将被分解一切坚固的东西都将烟消云散。“真理被隐瞒、我们的文化成为受制文化”与“人们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和自私、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是两种不同的警告，回到当初奥威尔和赫胥黎的担忧，我们看到的将是如此一副怪异的图景。